颜真卿书法何以成为颜体

前段时间，国博展出了元结撰文、颜真卿书丹的《大唐中兴颂》石刻拓片，书法界掀起了关于颜真卿的热潮。

事实上，关于颜真卿，一直是书画界的热点话题。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唐代元氏墓葬时，发现颜真卿书丹的《罗婉顺墓志》，这则消息同样引起了轰动。这块碑志中落款为天宝五年（746年），这一年颜真卿38岁，正担任长安县尉，而这也是颜真卿漫漫仕途的起始。

《罗婉顺墓志》笔画细挺，与朴茂的颜体判若云泥，有人怀疑这是不是颜真卿的真迹。如果对颜真卿留下的书迹细加甄别，能看到一条以“秀”为美的线索：从取法褚体的《王琳墓志》（33岁），到早年代表作、“秀媚多姿”的《多宝塔碑》（44岁），再到“以秀劲取姿”的《东方画赞碑》（49岁）、“瘦劲清拔”（黄庭坚语）的《宋璟碑》（64岁），颜体楷书并非只有丰腴雄浑一路。事实上，《罗婉顺墓志》更接近唐代楷书的一般面貌，此时的颜真卿还未与时风拉开差距。2019年，一个名为“超越王羲之的名笔”的展览，在日本东京举行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众多书法爱好者。他们一次又一次排队观摩有着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、“天下第二行书”美誉的《祭侄文稿》。

此前的一千年间，颜真卿被反复讨论、欣赏、效仿、阐释。翻看有关颜真卿的书迹、史料，让人不禁好奇，为大众熟知的颜真卿是怎样炼成的？

2019年在日本东京展出的《祭侄文稿》 谢田 摄

生前是一等忠臣 却非一等书家

尽管在四十四岁就写出了国民楷书入门范本，但当时颜真卿并未以书名世。据统计，历史上颜真卿书写的碑刻，有一半是为家人、亲戚而写，为别人而写的为23通，而同时期的徐浩，应他人之请写了碑刻44通。756年唐肃宗即位，大颜真卿六岁的徐浩执掌诏令，《旧唐书》记载，“浩属词赡给，又工楷隶，肃宗悦其能，加兼尚书左丞。玄宗传位诰册，皆浩为之，参两宫文翰，宠遇罕与为比”。由此可见，徐浩牢牢占据了当时书坛的“C位”，是比肩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虞世南等人的御用书家。

虽然不是顶级的书家，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来说，颜真卿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：忠臣，这一切都源于安史之乱。

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6）冬，安禄山在范阳（北京）起兵造反，挥师南下，直至洛阳。河北诸郡属安禄山管辖，所过郡县望风瓦解，地方官有的开门出迎，有的弃城逃跑，有的束手无策。安禄山很快攻下洛阳，兵锋所向，直指潼关。唐玄宗正哀叹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人报效国家，迎来了平原太守颜真卿的信使李平。得知平原郡已经做好举义的准备，唐玄宗大发感慨：“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，所为得如此！”

平原郡率先举义，河北诸郡纷纷响应，杀掉安禄山任命的伪官。其他诸郡公推颜真卿为盟主，服从其指挥，合兵二十余万。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时任常山太守，用计从安禄山部将手中夺回了土门关要塞，断了安禄山归路。颜真卿、颜杲卿的举义和谋划延缓了安禄山西进的步伐。无奈此时的唐玄宗昏聩无能，听信谗言，误杀了大将高仙芝、封常清，且错判了形势，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关作战，致使一败涂地。

安禄山派史思明回兵攻打常山。常山城破，颜杲卿被俘。面对安禄山，颜杲卿说自己“世为唐臣，常守忠义”，颜杲卿受刀剐，割舌，仍骂声不绝。颜氏一门三十余口，包括颜杲卿之子颜季明，“巢倾卵覆”，壮烈死节。后来，颜真卿慨然写下《祭侄文稿》这一传世名作。

安史之乱中，颜真卿及其堂兄的壮烈之举，使得颜真卿从一个皇帝不认识的普通官吏，一跃而成为举国敬仰的忠臣。安史之乱后的仕途中，颜真卿秉承着“循吏”的特质，因此得罪过不少人，宰相卢杞给他致命一击。唐德宗建中三年（782）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。第二年，卢杞奏请皇帝派颜真卿往许州招降。此去凶多吉少，然“君命也，焉避之”，75岁的颜真卿乘坐驿车奔赴许州。最终，颜真卿复制了堂兄的命运，于784年在蔡州被叛军缢杀。颜真卿诠释了何为忠烈。

772年，63岁的颜真卿在写给怀素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书艺：“资质力弱，又婴物务，不能恳习，迄以无成。”这恐怕不能仅认为是自谦之词。在颜真卿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就影响力而言，他并不算很高。

颜氏书法“刷屏”宋人“朋友圈”

五代以前，颜真卿的形象是忠臣烈士而非书法大家。与颜真卿同时代的窦臮（jì）在《述书赋》中评论了自上古到当代的书家，他称赞了徐浩、韩择木、蔡有邻，也没有提到颜真卿。写于五代的《旧唐书》，对于颜真卿的书法，只用三个字：尤工书。

颜真卿书法爆红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“朋友圈”。最早学习颜真卿的是宰相韩琦，他的《信宿帖》有颜体的影子。还有范仲淹，他创造了“颜筋柳骨”这个词，用来描述朋友的书法风格。真正从学术和艺术实践上力捧、追随颜体书法的是欧阳修和他的朋友蔡襄。

欧阳修是文坛领袖，也是一个收藏家。他在《集古录》中对颜真卿的书法进行了高度评价：“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，道德君子，其端严尊重，人初见而畏之，然愈久而愈可爱也。斯人忠义出于天性，故其字画刚劲独立，不袭前迹，挺然奇伟，有似其为人。”欧阳修开创了以人格论书法的评价方式，并且强化出一种与颜真卿“忠臣烈士”“道德君子”的人格相匹配的“颜体”书法，其特征是“端严尊重”“刚劲独立”“挺然奇伟”。而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颜真卿最后十年的作品里。

宋四家之一的蔡襄，或许受欧阳修影响，在艺术实践上对颜真卿书法作了创造性转换。他将颜真卿的风格与王羲之糅合，将其端严、朴茂转换为轻快、优雅。于是，“蔡襄得以与欧阳修一道，将对颜体的研习设定为后辈文人标准课程的一部分”（《中正之风》）。

在研习颜体这门课程上表现最优秀的是苏轼和黄庭坚。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，他继承发展了老师的观点：“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苏轼是诗文书画全能选手，他对颜真卿的这个定调，不可谓不高。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，师徒二人经常交流研习颜体的心得：“比来作字，时时仿佛鲁公笔势，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。……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，然予手拙终不近也。”颜真卿书法通过宋四家的学习与化用，成为比肩王羲之影响力的第二座高峰。

能够被“宋四家”中的米芾看上的书法家是极少的，他对属于老师辈的苏轼的书法也不大以为然，说苏轼是“描字”，又说黄庭坚是“画字”。不过米芾对颜真卿还是比较客气的，虽然说颜真卿的楷书“入俗品”，但“行书可教”，并称赞颜真卿的《争坐位帖》是“杰思”。

与苏轼等人同时代的书法评论家朱长文在《续书断》中评价唐宋时期的书家，最高等级的“神品”只有三个人：颜真卿、张旭、李阳冰。并特别强调说，自王羲之、王献之以来，“未有如公者也”。

作为范本、模范和武器的颜体

对于书法，苏轼认为，一个人的人格并不一定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中，但一个人的人格一定会作用于后人在欣赏其作品时的情感倾向。

黄庭坚的观点与苏轼不谋而合：“余观颜尚书死李希烈时壁间所题字, 泫然流涕。鲁公文昭武烈,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黄庭坚将对颜真卿的书法欣赏，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追慕，一种朝拜的仪式。人们在研习颜体时，不仅仅在练字，也在接受一种道德力量的浸润。

欧阳修《集古录》提到一则趣闻：颜真卿当时是刑部尚书，他给同朝为官的李太保写了一幅帖子，即著名的《乞米帖》。在帖子中，颜真卿说自己“拙于生事，举家食粥来已数月，今又罄乏，实用忧煎。”后来这本墨迹出现在欧阳修的亡友王子野家。子野出于相家，但他清苦甚于寒士，生前，子野常摹帖刻石，以遗朋友，并对朋友说：“鲁公为尚书，其贫如此，吾徒安得不思守约？”

由此可见，颜真卿在后世成为君子的模范，颜体或许就成为士大夫的一种武器，用来自卫或反戈一击。苏轼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。某种程度上，他成为了第二个颜真卿。整个宋代，蔡襄学习颜真卿，苏轼称蔡襄为本朝第一；苏轼学习颜真卿，黄庭坚称苏轼为本朝第一。他们好像在进行接力赛，把颜真卿的影响一棒一棒传下去。

那么，为什么是颜真卿成为超越王羲之的存在？宋四家之后靡然学颜，仅仅是因为颜真卿忠臣烈士的道德人格吗？或者说是怎样一种机制塑造了“颜真卿”？

欧阳修说，“公忠义之节，明若日月，而坚若金石，自可以光后世，传无穷，不待其书然后不朽。”蔡襄也说，颜鲁公天资忠孝人也，人多爱其书。

忠臣烈士固然可以不朽，在世人看来，颜真卿书法能够超越王羲之，却是有其内外多方面的契机。

首先，从书法本体角度，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确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位置，这既有历史的原因，也有其自身的原因。颜真卿所在的唐代，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总结和转折的枢纽。从字体演变的角度，唐代以前的各种字体，不等发展到极度成熟就会有一种新的字体，来承载书家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而唐代以后，书体再无新变，人们只能在前人的经典作品中寻求突破。从笔法发展的角度，唐代出现的高桌高椅改变了人们起居的习惯，提按取代了绞转，成为主要的笔法，而颜真卿是提按书风的开创者。后来的学书者希望突破二王以来森严的书法体系，莫不求助于颜真卿。

其次，颜真卿的一生，完美体现了“书法即人格的流露”这个判断。古人追求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的人文理想，艺术是人格的表现和流露。书法之于颜真卿，正如诗歌之于杜甫，他们人格的整体，在某些瞬间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作品中。

在《祭侄文稿》中，我们从纸面上的笔触、涂改的痕迹、书写的节奏，能够还原作者感情从克制到迸发的过程，体会其此时内心的沉痛和愤恨。眼前会想象出当年常山城破时颜氏一门“巢倾卵覆”的悲剧，以及多年后颜真卿殉国蔡州的一幕，这一幕幕如同电影镜头般叠化，击中了观者的心房。这样的观摩与感动，在一千多年间，不断重复。古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，实现了艺术上的不朽。中国文化，正是在一次次的体悟和共鸣中，实现了生生不息。（何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