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进文明对话,共塑亚洲未来。上月27日,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在京召开。让我们来细数一下,北京有哪些珍藏文物显现了古代的亚洲文化?
昌平沙河出土的蜻蜓眼
西晋的萨珊玻璃碗
蜻蜓眼因形似蜻蜓的复眼而得名。这种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埃及,随着文化的迁徙和传播来到北京。昌平出土的蜻蜓眼,半透明玻璃质,球状,表面饰蓝、白相间的纹饰。中间的一枚,以蓝、白色组成七个同心圆蜻蜓眼,被构置在棕底的大蜻蜓眼中。六个在外,簇拥着中间的一个。这种图案被称为“七星文”,是各种复眼图案中数量最多的一个。
西晋华芳墓中的文物展示了1600年前北京的中西方文化交流。萨珊是古伊朗雄极一时的波斯帝国。墓中出现了来自萨珊的钠钙玻璃碗,呈淡绿色的碗壁极薄,是北京发现年代最早的玻璃碗。碗的底部为半圆状——也是萨珊玻璃碗的特色。这件文物说明四世纪初的北京已与波斯文明展开对话。
丰台出土的金代青釉葫芦执壶,被认为是来自高丽的青瓷。这把壶造型精巧,釉色青翠莹润。高丽青瓷是高丽文化的精髓。它的发展,受到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的影响,呈现出深沉的绿玉式格调,在南宋文献的记载中,所谓的“高丽秘色”,即高丽青瓷。
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、西域少数民族的泛称,其来源于现在的伊朗、印度、哈萨克斯坦、伊拉克等国家。元代的青色胡人骑兽玉坠饰中的胡人戴圆毡帽,身体强壮,圆眼高鼻,骑于兽背,一手握兽角,一手推兽腮,骑兽圆眼外突,头微侧,造型别致,动静相宜。
昌平区南邵镇有座伯哈智墓。伯哈智,全名穆罕默德·伯哈智,阿拉伯人。明代洪武初年为献计策来到中国,得到明太祖朱元璋信任,赐封他在朝为官。经太祖允诺,乘白驼到各地宣讲伊斯兰教义。洪武末年到昌平,并于此寿终。其墓园现有墓碑4座。
颐和园收藏的明永乐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,高17厘米,尊身呈筒状、折沿,口及底沿绘菊瓣纹,器身纹饰分3层,中间为仰覆莲瓣纹,上下两层为阿拉伯文图案。青花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绘就,色泽浓艳明丽。造型仿自西亚地区阿拉伯金属器,因乾隆皇帝在诗文中称之为“无挡尊”,故名。
明代的北京城墙离不开一位越南宦官的贡献。明正统年间,明英宗营建北京城。工程主持者阮安来自交趾(今属越南)。他主持修建了京城九门的城门、角楼、瓮城、护城河等和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。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,北京城的颜值显著提升,阮安功莫大焉。阮安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主持了多少工程,而是死的时候“囊无十金”,连点儿像样子的遗产都没有,一生清廉,实属少见。《七修类稿》卷十四对阮安的评价是:“清介善谋,尤长于工作之事。北京城池、九门、两宫、三殿、五府、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,凡语诸役,一受成算而已。后为治张秋河道卒,平生赐予,悉上之。”
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灵芝纹阿拉伯文笔架,宽22厘米,笔架作五峰山式,下连须弥台座。笔架两侧用双线勾勒,平涂缠枝灵芝纹,主峰的正背两面均有菱形开光,内书阿拉伯文,台座饰勾云纹。底书青花双方框“大明正德年制”6字单行楷书款。青花色泽泛灰,釉面匀净,白中闪青。
定陵孝靖皇后佩戴的凤冠镶嵌有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猫睛石、祖母绿等宝石,专家研究认为它们可能产自缅甸。
清代时,由于乾隆皇帝特别喜欢现在巴基斯坦北部、阿富汗东部出产的痕都斯坦玉,清内务府造办处特设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专门作坊,所仿器物被称为“西番作”,多用纯白的玉材来雕琢,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家族中的新成员。白玉雕西番花印盒,圆形,盖、底以子母口咬合,大腹,外壁及顶部琢西番花,做工精细,壁雕得薄而均匀,为典型的巴基斯坦风格。
文明交往,北京自古有之。(郭京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