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民初帖学之影响力

乾嘉伊始，碑学兴盛而帖学式微，划时代级的书法家都在“碑派”阵营当中，崇尚碑学的书法家不断涌现，在这百年之间，碑学似乎成为了时代的主流。但同时，碑学始终难以获得统治者的推崇和认可，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碑学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和渗透。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遗存书迹来看，可发现碑学确实有相当的影响，但针对不同类型的墨迹，这种影响表现的显然不尽相同。

一般认为，以有无金石气（即能够表现金石苍茫雄浑的气息）作为“碑学书法”别于“帖学书法”的特征。从范围来看，碑学书法主要包括了先秦至秦汉的钟鼎铭文及碑刻和南北朝碑刻，因此还应包括篆隶书的用笔和字形特征，以及魏碑“斜划紧结”和体态宽博等特点。而帖学书法则是“研美流便”的“二王”一脉风格，一般将魏晋至明末的书法归为帖学（当然不绝对，其中也有不少师法秦篆汉隶的书法家）。以此标准，再来衡量此期的墨迹（这种标准只具有相对意义）：

首先，从故宫博物院“丹宸永固”展中出现的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（20世纪20年代）工作手记中可以看到，民国初年，规范的工作行文几乎都是风格秀雅的传统帖学书法，少见碑学痕迹。可见，在相对正式的公务行文中，帖学仍是主流的书风，即便其中参入一些碑学的风格特征，也多体现于个别字的用笔、体态之上，总体上仍呈现为帖学的面貌，这也反映了时至民国，官方的书样仍是以帖学为主流的。

再看民国时期的文人手札。笔者从北京中国书店、古玩市场、友人私藏中收集到一些无名的文人手札，书体多为行草书，从风格来看，大部分仍然处于帖学的范围之内，帖学的用笔、字形特征还是清晰可见，也有部分具有一些圆厚朴实的用笔和北碑“斜划紧结”的体势特征，总体看，帖学风格的墨迹明显较多。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到其中部分手札法度稍弱，透出一股自由烂漫的气息，这些书迹可能难以简单地归为“碑”或“帖”，或者断定二者比重，但也侧面说明碑帖之间似乎并不存有清晰的界限或本质的差别，两者的融合应是一种必然结果。

再看名人书迹，以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》为例，其中收录358位名人书翰，多为晚清到民国的作品，书体为楷、行、草三体（行书偏多），间杂几幅隶书作品，上至明代沈周下至近代梅兰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等人。这些名人的尺牍、信札都是以文人交流、记事为目的而产生的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书法家的日常书写状况。根据这些名人书翰，可以注意到几个方面的特点：其一，大致为18世纪以前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，几乎不见碑学的痕迹，仅见金农一纸书翰有明显的碑学风格；其二，从邓石如到19世纪50年代前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，笔画圆厚的作品开始增多，一些作品中帖学的法度有解散的趋势，但总体看，纯粹的帖学作品仍然是多数，较为明显的碑学作品只是少数，部分有碑学渗入的作品中，帖学的风格特征仍为主要，即便如晚清甚为推崇碑学的几位书法家，如阮元、包世臣等，其书翰中呈现的风格，更多的也仅是在笔画线条上表现得厚重质朴一些，用笔、字形和整体的气息，仍然是较为明显的帖学风格；其三，19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书法家的书翰，开始出现碑帖交融的现象，如郑孝胥、曾熙等人的作品中，已表现出较为均衡的“碑帖相参”现象。从数量上看，《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》中帖学风格的作品明显占据多数。

从以上三类作品的比较中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帖学在18世纪至20世纪前期里，仍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，而碑学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以审美、赏玩为目的的书法作品中，而以记录、流通为目的的书法作品则多呈现出“帖派”的风貌，并且从数量来看，显然后者更占优势。

而帖学在碑学兴盛的时期内，仍能保有这种具有优势的影响力，毫无疑问首先应归功于科举制的影响。科举制在清代虽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，但不可否认时至清代科举已是一项高度成熟的选举制度，其社会影响力是空前的。康乾盛世使得人口迅速增长，尤其在乾隆年间，出现了爆发性增长。人口激增的同时，相应的参与科考的人数也不断上涨。

由“随着清代人口持续上升,即使经过岁科两试筛选,各县有资格参与乡试者也不下千人”“清代共开112科,取进士16849人，平均每场录取进士约为240人。但这一数字与庞大的应试者数量相比,还是十分稀少的”等记载可见清代参与科举考试的人口数量之庞大，而这种极高的参与度和传播性，与科举制度本身对知识阶层影响的深刻性是分不开的。即便如康有为这样的碑学书法家，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也专列“干禄书”一章，可见科举考试之影响。在“以书取士”的制度下，“馆阁体”风靡一时，科举制的影响越大、传播力越广，“馆阁体”的使用效率也就越高。“颜面赵底”“欧底赵面”的风格无疑都隶属帖学的范围，在其盛行扩大的同时，也自然地使帖学书法的影响力得到延续和提升，科举制也在不经意中成为了晚清帖学书法最大的“传播动力”。

在清代书法教育中，书法范本也多是围绕晋唐法帖来选择，杨宾在《大瓢偶笔》中记清代书法启蒙教育的范本选择时言：“法帖以逸少黄庭、东方赞、圣教序、乐毅论为主，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，伯施庙堂碑、破邪论序，信本化度寺、邕禅师塔铭，虞恭公小字墓志铭、九成宫醴泉铭、定武兰亭，登善颍上兰亭、黄庭、孟法师碑、枯树赋、阴符经、度人经，再观澄清堂、淳化阁、绛帖、戏鱼堂、太清楼诸帖，以尽其变。”以及根据《清史稿》对国子监的记载，其监生需“日摹晋、唐名帖数百字”。可见，清人学书的启蒙阶段是以帖学为本的，尤其冀望以晋唐楷书中正严谨的法度为初学者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除了官学，民间教育也同样如此。清代统治者为了提升对教育的管控，进一步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，将民间的私学教育纳入到官学的管理中，朝廷对于民间办学也多予以支持和奖掖。当然支持鼓励的背后是以民间私学成为了科举的附庸为代价的，“读书应举”已是民间书院的核心目标。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《变通书院章程折》中奏道：“查近日书院之弊，或空谈讲学，或溺志词章，既皆无裨实用，其下者专摹帖括，注意膏奖，志趣卑陋。”《中国书院制度》中也有记载：“雍正而后，主之者已不复讲学，教者失其所以为教，学者失其所以为学，有心人惄焉忧之，语其通病……朱子有言，科举不累人，人自累科举耳。夫书院非犹是也哉。”官方意志的介入下，官学的书法教育体系也自然而然地贯彻到民间教育中，读书人还必须要勤练“馆阁书法”，才有机会考取功名，这样帖学在民间的影响也就进一步深化了。

除了上述原因，从书体上看，帖学和碑学由于书体演变的原因，其交集一般认为是楷书，这也使得不同书体中二者影响必然会有不同。再从功用上看，“二王”帖学传承千余年，多是用于尺牍信札之间，形成了快捷实用的书写性特征。而碑派书法为求表现“金石气”，一些书法家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书写的舒适性或便捷性，如何绍基就用“回腕法”写字，数字之后便显疲态，正所谓“短笺长卷，意态挥洒，则帖擅其长”。

综上所言，由于帖学自身的特点、人口的激增，以及制度、教育的需求等原因，使得清代帖学虽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，整体也相对缺乏活力，但其影响力并没有因此受到较大的冲击，相反在日常交流、记事一类的书写中，仍然表现出较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。（侯愚堃）